紐約城市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 夏明
03/22/2020， 《苹果日报》
小病毒帶來世界大混亂，當今最強大、最富裕的國家無一倖免，至上周三已經至少170個國家/地區染上「中國病毒」。 筆者採用「中國病毒」這說法，是因為從武漢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幽靈。這個病毒還被中共政權賦予了對內、對外的雙重政治使命：在國內，中共利用疫情全面擴張福柯所說的「生物政治權力」，把疾控變為「鎮壓卡特爾」維穩體系的一部份，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監控，把控制細化到「毛細血管的權力」。 在國外，中共有意識地在全球社交媒體散佈偽資訊，拒絕提供透明疫情，操控部份海外華人、污衊多國政府、攪動世界華人驚恐和盲目逃亡，加速病毒的全球傳播。更為危險的是，中共試圖搞亂世界，建立它在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的領導地位，全面顛覆世界秩序和普世價值體系。 而這一切部署都是按着多年編制的劇本演繹的。早在1991年1月出版的《美國反對美國》中，中共意識形態沙皇王滬寧就斷定「美國的體制、文化和價值反對美國本身」。換言之，王滬寧自以為他發現了驚天的美國弱點，已經開始思考「在下一個世紀」中華民族「也向美國提出挑戰」。他還斷言：「美國的體制，總體來說建築在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基礎上，但它正明顯地輸給一個集體主義、忘我主義和權威主義的體制。」 王滬寧和他代言的中共認為實現「紅太陽帝國」的時機已至，他們透過外交部「戰狼發言人」趙立堅撒下彌天大謊，說美國軍人是武漢病毒的「零號病人」，指控病毒是「美國病毒」。中共在韓戰時期炮製了美國發動細菌戰的謊言；在2003年沙士危機時，也散佈謠言污衊美國透過台灣向中國投放沙士病毒。今天，中共以為可以駕輕就熟，故技重演。中共已經發起對美國、甚至全球的生物恐怖主義襲擊。中美制度進入了一個生死大較量。 民主體制迫使政府回應民意 中國作為病毒和疫情的發源地，不僅有責任在第一時間控制疫情，保護自己的人民，也有責任不讓疫情外溢，危及鄰國和全球。但在控制疫情的第一黃金時節，習近平以權力己私為重，把政治穩定、政體安全放在第一位，而人民的健康和安全卻可以被犧牲。李文亮等八名醫生因「吹哨」透露疫情受公安機關傳訊、處理，並被黨媒公開討伐。在謊言無法掩蓋真相以後，中共又採取「把疫區當戰區、把病人當犯人」的反科學、非人道、以集體名義犧牲個人的野蠻政治運動方式。我們看到的結果：有兒童餓死、有全家滅門、有夫妻攜手跳樓、有無數的中產在自己辛苦賺來的圓夢高樓上吊。難怪在副總理孫春蘭視察武漢時，聽到的是被隔絕居民高喊「全是假的」。 美國在疫情登陸初期，儘管因總統特朗普眼睛只盯着股市，以鴕鳥政策規避現實，讓美國付出了可以避免的一些代價。但分權體系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和一些州長（紐約的科莫等）就遠在總統之前採取了緊急應對措施。總統也在資本市場、民主黨、科學界（疾控中心等）、幕僚、輿論的壓力下幡然醒悟，採取果斷措施。美國進入緊急狀態，政府計劃動用國民經濟5%甚至可能更多的資源來扶持經濟和家庭。美國公司也動員起來保證醫療用品生產，第一個疫苗已經在第一批45位志願者身上分批注射。五角大樓捐出500萬件口罩、2,000呼吸機；海軍流動醫院兩艘艦船會分別停靠紐約和加州幫助平民；軍人醫院系統也表示170多家醫院可供急用。 我們可從科學、人性、治理、國家、領袖、地方、公民社會、市場、信念、美德（英雄主義）等多層面來比較中美的運作。 民主不是說可以逃避危機，而是會被證明可以更好地應對危機和存活下來。現在的一個例子就是，民選的特朗普可以與時俱進回復到政治責任，而無限期任職的習近平卻是一條黑路走到底。等疫情過後，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會發現，這個病毒是一個「反共」的病毒，會終結中國的共產黨，也會讓美國的共和黨遭遇選戰慘敗；這個病毒也是「反特」的病毒，一除中共的「特色社會主義」，二除特朗普，但美國的自由民主卻會存活下來。這又將驗證著名學者戴蒙德的兩個結論。他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總結道，病菌可以改變歷史，並帶來歷史的轉機（例如黑死病終結了中世紀，迎來了文藝復興）；在《大崩潰》一書中，他稱中國為「趔趄的巨人」，這個巨人的倒下將是悲壯的。
夏明
紐約城市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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