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明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 John Bolton (former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 A White House Memoir,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2020.
在评点约翰∙博尔顿的回忆录《枢庭要务》的第一部分，我集中讨论了作者眼中的川普总统和他的工作作风。在博尔顿看来，“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将决定21世纪国际关系的轮廓”（第287页），所以川普与中国领导人的互动、他的对华政策也是该书的重点。他在第10章专论中国，“惊雷出中国”，同时其他各章也有涉及中国的讨论。
作为专门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我对这部分当然最感兴趣。更重要的是，在川普当选总统之前，他就被作为一个成功商界传奇人物被介绍到了中国；他当选总统以后，川普品牌更是增添神秘色彩。在中国和海外华人圈很自然地出现了川普的欣赏者和“粉丝群”。在习近平担任中共最高首脑以后，不仅强化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全方位的控制，在2015年后，更是带来股市崩盘、“709大逮捕”、“国进民退”，而后在2018年明确取消了宪法里对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习近平的个人独裁达到了新的高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川普入主白宫，并提出对华强硬政策，掀起贸易战。对苦共已久、厌恶西方对华绥靖政策的自由知识分子、异议人士、关注香港/西藏/新疆现状及前途、关注中国宗教迫害等的各路人士，川普政府的政策调整给了他们许多想象的空间。面对2020年总统大选临近，在美的部分华人加入了川普的竞选连任造势运动，例如，与法轮功有关联的《大纪元》在“脸书”购买支持川普连任的政治广告，开销上百万美元，仅在“川普组织”（Trump Organization）之后。在美国华裔社区，川普和他的对华政策成为人们关注和争论的焦点。所以，我们有必要来细细阅读《枢庭要务》，明白到底博尔顿是如何观察和解读川普的对华政策以及他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关系的。
川普的对华政策
如果我们要讨论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起点是川普政府对以前对华政策的评估是什么。其次我们需要注意川普团队的构成，主要的政策方针，政策目标和实行情况及结果，川普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作用。
作为一个鹰派共和党人，博尔顿对川普政府之前的对华政策颇多微词。他认为前面的几届政府（主要从1979年建交以后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两派的政府）接受了两个错误的判断：第一，通过市场导向经济、与国际接触、引进外资等带来的经济繁荣会带来中国不可逆转的发展，成为国际事务中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和“建设性的伙伴”，走“和平崛起”的道路。第二，随着财富增加，中国崛起，民主也会增进，农村基层选举最终会扩展到县、省和全国。“民主和平”理论也会在中国实现。但是，博尔顿认为，这两个预言都彻底错了：中国离民主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中国欺骗了（世界贸易）体系” （第67页），中国对美国的威胁越来越大。在博尔顿给总统的一页备忘录里，他模仿习近平的口吻给金正恩说道：“正恩，风物长宜放眼量。你要站在历史赢家一方，那就是中国。美国人不是我们的朋友。”（第123页）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新认知（第287-289页）。川普总统和他的政府接受中国对美国威胁增加的估计，而且川普认为：“阻止中国建立在占美国便宜基础上的不公平经济成长是在军事上战胜中国的最好办法。”（第289页）现在问题的核心就是：川普做得如何？
博尔顿意识到，川普的白宫班子和内阁在对华政策上是充满分歧的。他把政府里的官员分为“熊猫拥抱派”和“中国鹰派”：前者包括财政部长姆努钦、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凯文∙哈瑟特（Kevin Hassett）和库德罗；后者包括商务部长罗斯、贸易谈判代表莱特海泽和经济顾问纳瓦罗（第290页）。博尔顿自然属于后一个阵营，但他强调自己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他把贸易政策/谈判从属于一个更大的“中国战略框架”中，而不是让战略被“中国贸易问题的黑洞”吞噬。（第290页）在博尔顿看来，中美的各种冲突不是贸易冲突，而是“制度冲突”。“我们向中国提出的‘结构性问题’不是贸易策略，而是在如何组织经济生活根本方法上的不同。”（第297页）除此这两大障碍（团队分歧和目标定位分歧）以外，最大的挑战还是川普和他的决策风格：“个人的怪念和冲动主宰决策”（第291页）。
博尔顿很快发现，要让川普从对华的绥靖政策脱钩、坚守他时常有过的强硬政策，而不是在“绥靖政策-强硬政策”之间摇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305页）。博尔顿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不久就碰到中兴公司的棘手问题。在2018年4月，由于司法部调查发现中国的中兴公司大量违反伊朗和北朝鲜的制裁案，并将中兴公司置于美方检察官监管之下，但这位检察官继续发现大规模违规，商务部试图提出对中兴公司的惩罚（包括罚款和从美国市场驱逐）。在博尔顿看来，假如一个美国公司做了中兴的违法事，肯定会被美国“烤焦”，这是一件执法事件。但因为涉及中国公司，国务院担心“冒犯中国”。博尔顿站在商务部长罗斯一边，支持商务部的惩罚举措。但几周内，川普抱怨惩罚太重，要求商务部重新处理，“原谅中兴不可接受的违法行为”。在与习近平通话中，川普告诉习，对中兴的处罚太重、太严厉，他已要求罗斯给中国一点帮助。“习近平回答说，如果是这样，那他就欠川普一个人情。川普马上回答说，他这样做就是因为习。” 商务部的惩罚基本上要把中兴搞垮，推翻这个决定令人不可思议。这个由个人怪念和冲动做出决策的过程还一直继续。五月13号，川普发了一个推文：“中国的习主席和我正在一同努力帮助庞大的中国电话公司中兴快速回复运营。中国失去了太多的工作岗位。我已命令商务部去办理。” 博尔顿惊呼：“从何时开始我们操心起了中国的工作岗位了？” 他试图建立程序纪律，结束这种混乱的决策方式，但并未取得明显效果。五月14号，川普再次发推，说：“中国最大的电话公司中兴从美国公司购买大量零件。这也反映了我们在和中国谈判的大宗贸易协议和我与习主席的个人关系。”（第293页）这样，中兴本该关门，却被川普重给新生，而美国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在博尔顿看来，川普无法把“个人的”与“官方的/公务的”区分开来（第294页）。
川普对另一家公司华为也是网开一面，除了把华为看作贸易谈判的一个筹码外，没有看到华为的违法活动和对美国的安全威胁（第305-306页）。在孟晚舟于2018年12月一号被加拿大扣留后，“中国的美国朋友们”变得不开心。在2018年12月7日的白宫圣诞晚餐会上，川普提到孟被扣事件，不断担心这会给中国带来多少压力。他抱怨说，“华为是中国最大的通讯公司。” 他在桌对面对我说，“我们刚拘捕了‘中国的伊万卡∙川普”。博尔顿不知道到底是华尔街哪位金融家给了川普这样的想法，或是在当选侯任期间就和亨利∙基辛格在中国事务上“相互示爱”的库什纳的主意？在博尔顿看来，华为案不仅涉及金融欺诈，还大范围违反伊朗制裁，这是铁板钉钉的案子。所以博尔顿的直觉反应是：“我从不知道伊万卡是一个间谍和骗子。” 但是这一次心直口快的他咬住了自己的舌头（第305页）。
在孟晚舟被扣留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面对国内的强大压力，甚至前总理呼吁加拿大不履行与美国的引渡条约，所以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和博尔顿都力挺特鲁多，并在中国报复性扣押加拿大前外交官和公民问题上和加拿大站在一边。博尔顿以为，某些人继续相信和称赞中国“和平崛起”和“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是错误的。他质疑到：“如果中国变成雄踞天下，如果我们让这发生，中国又会如何行为？这是一个攸关国家安全的辩论，会在未来持续下去。把它和贸易捆绑在一起，会降低我们在贸易和国家安全双重事务上的地位。” （第308页）在2019年五月，商务部试图把华为放在“实体清单”上，和它过去对待中兴一样的做法，禁止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产品，除非得到特别许可。在一次白宫椭圆办公室讨论上，姆努钦认为商务部的处罚太严厉，会把华为关闭掉。商务部长罗斯于是把决定读给大家来裁决。川普说：“那是一个操得好的伟大声明。美极了。在商务部决定把华为列在实体清单前面加上‘得到总统批准’。”（第308页）在2019年六月18号川、习通电话中，习近平就华为施压，说华为是一个优秀的“私营公司”，与高通、英特尔都有重要关系，希望通过与川普的共同亲自努力，把对华为的禁令取消掉，否则，华为事件处理不好会伤害双边整体关系。川普做出愿意让步表示，重述他的观点：“华为可以是贸易谈判的一部分。” 川普改变了他原来的立场，允许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产品，把罗斯的政策完全推翻。这和川普在中兴公司上的表现一模一样。好在后来川普的团队矫正了川普的做法，川普的让步没有造成伤害。由于中国两家公司违背了对北朝鲜的制裁，美国财政部对这两家公司采取了制裁措施，这是财政部部长、国务卿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共同决定，也是依法执行制裁，但川普试图取消这些决定（第334页）。姆努钦也意识到：“我们必须在华为的问题上保护好总统。人们认为在中兴公司上他用国家安全和贸易做了交易。如果我们允许他在华为上犯同样的错误，我们会遭遇同样的反弹，甚至更糟。”（第309页）在六月20号就准备袭击伊朗时，白宫与国会领导人开了个吹风会，三位民主党人--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众议院议长佩罗西、参议员华纳—参加了会议。会上也谈到了华为。舒默表示：在对华为强硬的立场上，“你们有民主党站在你们一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资深参议院华纳也表示：“用华为网络就不会有安全。如果为了贸易（取消对华为的惩罚而换取北京贸易上的让步），我们会在盟国中失去信誉。”（第401页）可见在对待华为的强硬政策上，民主党并未表现出不同意见。在对待中国操纵人民币问题上，川普认定中国是一个货币操纵国，对此舒默也完全认同（第283页）。
川普试图通过与独裁者或有专制倾向的领导人建立“私交”、“兄弟浪漫史”来解决国际关系、国际战略和美国外交问题和危机。在与习近平的关系中也不例外。博尔顿写道，川普“像一个小孩子”给习近平打电话，感到习可以信任并吐露秘密，预先通报他美国要退出伊朗核协议（第73页）。有评论人指出，川普在2020年前四个月发推称赞习近平远远超过他对第一夫人的赞誉。在2019年六月G20大阪峰会前夕，川普和习近平通电话，告诉习他很想习。在峰会前，川普告诉媒体，“我们已经成为朋友。我和家人去北京的旅行是我人生中最棒的一次。”（第301页）当习近平告诉媒体，美国有某些政治人物做出误判、试图掀起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新冷战。因为习近平并未点名，所以坐在那里的博尔顿写道：“至于习近平是指向民主党人，或者坐在桌边的美国方的某些人，我无法知道，但川普马上以为是指民主党人。川普附和着说，在民主党人里面有巨大的敌视。令人震惊的是，他把交谈转到了美国将要到来的总统选举，暗示中国的经济实力可以影响正在进行的选战，恳求习保证他会赢。他强调了农场主们的重要性，和增加购买大豆和小麦在选举结果中的重要性。因为在出版前政府审查过程决定不许我刊出川普的原话，所以我不能这样做。”（第301页）面对中国，川普的内阁是分裂的。博尔顿观察到，“莱特海泽曾说过他认为一项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协议’几乎会是自杀性的，但是姆努钦却为他成功得到中国购买更多的大豆、其他农产品和矿物而兴奋不已，似乎我们就是中央王国的一个第三世界商品供应商。”（第297页）
同一交谈中，川普再次提出在半年多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20国集团峰会提出的要求，要中国停止向美国出口芬泰诺和释放中国扣留的加拿大人质以及美国人质（中国的“猎狐计划”追捕2007年外逃的前国有交通银行广州分行行长刘昌明，在2018年扣留了他的回家探亲的妻子和两个美国籍的子女，维克多∙刘和辛西娅∙刘，前者是在美国出生的）。习近平开始了一场“废话连篇”的历史比较：日本、德国的不平等条约和贸易协定的比较、中国的屈辱、爱国主义情绪爆发会针对美国，等等，而川普对此一无所知。习坚持说刘氏子女是“中国公民”，刘家必须配合调查，他们危害了国家安全（第301-303页）。同时习近平强调，12月一日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谈时正是华为孟晚舟被捕的日子。在川普把讨论拉到贸易协议时，他建议美国可以不增加关税，只要“中国买尽可能多的农产品”（第302页）。川普问刘鹤是否可以回到五月中国变卦前的承诺达成交易，博尔顿写道：“刘鹤看起来像是汽车大灯前面的鹿子，无言以对。一段意味深长的沉默后，川普转向习，问他的答案是什么，既然他是唯一的有勇气回答这个问题的人。” 习同意重启贸易谈判，只要川普让步不增加关税，同意双方代表在原定的农产品基础上恢复谈判。川普欣喜若狂，对习近平说：“你是三百年历史上最伟大的中国领导人！”几分钟后他又修改道：习近平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第302页）。大阪会晤之后，中美贸易谈判重启，但进展甚微。2019年7月30号川普发推：“我的团队在和他们谈判。但他们总是在最后修改方案谋利。他们也许该等到我们的大选结束后看我们是否会有一个民主党不妥协派，比如瞌睡乔（Sleepy Joe）”—这是川普给拜登的绰号（第303页）。
在2019年4月与司法部长巴尔的工作午餐上，博尔顿和他的老同事（他们都在老布什政府的司法部任职）讨论了川普的一些做法是否涉嫌违法等问题。博尔顿写道：“具体的，我也想向他简报一下川普对他喜欢的独裁者给予个人恩惠的习惯做法，比如，国民银行（Halkbank）犯罪调查案、中兴、可能还有华为，谁知道还有哪些更多的例子。巴尔说，他非常担忧川普制造的各种印像，例如，特别是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G20峰会上对厄尔多安就国民银行发出的评论，他就中兴给习近平说的话，以及其他一些交换。”（第458页）博尔顿还与白宫其他律师交换了意见，其中一位律师第一次听说这些，顿时“目瞪口呆”（第458页）。针对后来出现的总统弹劾案，博尔顿对弹劾案提出了另类的异议：过于局限在乌克兰军援发放问题上只看到了单个案例，而没有看到川普总统在混淆私利和国家利益上的更大范围的违法。博尔顿把川普在中兴和华为以及对华贸易谈判放在了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假如众议院不单只是着眼于川普混淆私利（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的乌克兰部分，而是着眼于他的更广的行为模式，包括在涉及土耳其的国民银行、中兴公司、华为等上面的各种施加压力的运作，也许会有一个更大的机率说服大家，‘严重犯罪与轻罪’已经犯下。事实上，我很难找到在我的整个任期里川普任何重大的决策不是被选举的考量驱动的。”（第482页）
在美国的对华战略中，贸易、人权、香港、台湾、西藏等问题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作为一个实用主义的商人总统，川普从未表达过对中国人权和民主事业的关注。在2019年六月，川普阻止白宫发表有关“6-4”三十周年几年的声明，他也批评了国务院未经他的许可已经发布了一项声明。在他看来，批评一项外国政府政策和行动会妨碍他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建立良好“个人关系”（第181页）。当时博尔顿陪同川普在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姆努钦担心白宫起草的声明会影响贸易谈判，希望能够淡化处理。而川普干脆取消了任何声明，并作出了不准确的评论：“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谁还在乎呢？我试图达成一项交易。我不想其他任何东西。” （第310页）
中国在对待少数民族上极力弹压。但在对待西藏和流亡的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上，川普也无多少兴趣。2018年9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印度裔的黑利申请回印度能拜访达赖喇嘛。从博尔顿的回忆录中我们知道，黑利是川普非常喜欢的内阁成员，而且据说还有望替代彭斯成为川普连任的副总统侯选人，成为川普竞选伙伴（第200页）。川普担心中国会如何反应、会不会影响他的贸易谈判，阻止了她的此行（第238页）。川普也不理解，中国对待自己境内西北部地区的非汉族人口，主要是穆斯林，为何美国要去制裁？由于担心对贸易谈判产生负面影响，川普不想因此对中国制裁。在大阪G20峰会期间，习和川进行只有双方翻译在场的交谈。习向川普解释，为什么他实际上是在新疆建集中营。据美方翻译提供的情况，川普说习近平应该放手去建这些集中营，他还认为这是干的正确的事。白宫另一位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博明（马修·波廷格）也告诉博尔顿，2017年川普在中国访问时也说过类似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我们制裁中国各种理由中划掉对维吾尔人的镇压，至少在贸易谈判进行期会如此。”（第312页）博尔顿还写道：“中国的宗教压制也不在川普的议事日程上；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法轮功，都无法入他的脑子。这不是彭斯、蓬佩奥和我的立场，而是川普的指示。”（第312页）
在对待香港问题上，我们知道在2019年夏天，川普总统把香港抗议称之为“骚乱”（riots），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那里的问题应该由他们自己解决，美国不愿卷入。在他与习近平的通话中，他告诉习那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并要求他的顾问不要讨论这个问题。在他的回忆录中，博尔顿表露出他对香港“一国两制”消失的担忧，香港正在失去机会，而变成中国一个内地城市。博尔顿描述了2019年6月12号川普对“反送中”抗议游行的反应：“听到星期天示威人数达到150万，他说，‘那是个大事件，’ 然后马上补充道，‘我不想卷进去，’ 然后又说，‘我们也有各种人权问题。’” 为此，博尔顿不得不放弃他的推文动员，停止施压或试图提醒中国尊重国际协议（第310页）。在川习电话中，川普默认中国政府在香港的作为，认同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提法。在八月13号，川普发出如下推文：“我非常了解中国的习主席。他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非常尊重他的人民。在‘棘手的事务中’，他也是一个好人。我没有任何怀疑：习主席希望迅速地和人道地解决香港问题。他能做到。（我们）个人会面吗？”（第311页）香港的命运就如此决定了：“香港的命运可能从我们的议事日程上完全消失了。”（第311页）
台湾作为美国的一个民主盟友，在川普的思考中并未占据太多位置。博尔顿写道：“太多听信了那些在大陆赚了钱的华尔街金融家，川普感到台湾尤其不合胃口。” 在多个场合，尽管每次略有差异，川普谈到他最喜欢的一个比较：“指向桌上Sharpie牌子的水笔笔头，说，‘这就是台湾。’然后又指着‘果断桌’说，‘这是中国。’” 博尔顿感叹道：“对于一个民主盟友美国的承诺和义务就是这么多。”（第313页）所以，川普对台湾想要的自由贸易协定没有任何兴趣。中国领导人单方片面解读“一个中国”政策，而且要美国“共同维护”这个政策，阻止台湾独立。在博尔顿看来，无疑是要美国在台湾事务上与中国共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G20峰会期间，习近平敦促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谨慎行事，“川普同意他会对此保持警觉，言外之意我们逃跑以保全自己生命。”（第313页）中国政府还强烈反对蔡英文总统访问美国和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并威胁这些涉及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会动摇整个双边关系。但在博尔顿看来，国会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授权与台湾军售以自卫，而且“在过去几年台湾军队已经减少一半还多，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错误”（第314页）。所以他支持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但担心川普否决。后来他的团队强调这80亿美元的订单会帮助南卡罗莱纳的波音工厂增加就业，而白宫办公厅主任米克·马尔瓦尼曾是那里的国会议员。利用八月一个星期天下午川普在新泽西贝德敏斯特（Bedminster镇有他著名的高尔夫球场）度周末的机会，在电话会议上得到总统的同意。川普问到：“你们考虑过不要出售吗？” 得知国家安全团队从未考虑过放弃出售后，川普说：“好吧，悄悄地做。约翰，你不会就此发表个讲话吧，会吗？” 博尔顿说他并未准备讲话，但后悔为什么不讲话。在博尔顿离开白宫后，川普放弃了帮助美国的在叙利亚的库尔德人，促使他猜测川普下一个会抛弃的对象：“台湾会是这个清单上排在顶级的，只要川普还继续担任总统，还会保持在那儿，前景不妙。”（第314页）
博尔顿讨论的最后一个来自中国的“惊雷”是新冠状病毒。他这样写道：“尽管传染病学家（更不要说生化武器专家）在未来很久的时间都会研究这一大灾难，但可以说它全面打上了中国专制政府和社会控制体系的印记。毫无疑问，就病疫的起源、时间、传播和范围，中国拖延、隐藏、炮制、扭曲信息；压制医生和其他人的不同意见；阻碍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外部机构的努力来获得精确信息；积极发起假信息攻势，甚至试图证明病毒（SARS-Cov2）和疾病（COVID-19）不是源于中国。”（第314-315页）我们知道，由于白宫出版审查的限制，博尔顿的文字不可能太直白以避免泄密的指控，所以我们需记住，博尔顿说，因为出版需要和根据他的律师的建议，他取消了引号，但是他又说，如果我们读者加上引号也不会错（第491-492页）。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读出弦外之音。涉及新冠病毒，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新冠病毒和生化武器的关系。在上面引用的段落里，博尔顿明确指出“生化武器专家”需要研究这个病毒，而且他还提出这种威胁来自“自然”和“人造”两个方向（第316页）。博尔顿在这样的语境下强调他的一大功劳：在他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他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员进行了调整和理顺，加强协调和效率，其中一个做法是把负责全球卫生和生物防务指导部门和大规模杀伤武器（生物、化学和原子核）的部门合并。博尔顿写道：“生化武器的进攻和大流行病疫有很多相似的特征，需要用来解决这两大威胁的医学和公共卫生专业知识是相辅相成的。把两个指导管理部门合并起来使得一起有效工作的机会最大化了，同时也提升了生物安全的重要性，因为它在制度构架上认识到这种威胁来自两个方向：天然的和人造的。”（第316页）第二，与第一个相关，博尔顿警告说，“很显然，（新冠病毒）除了人道性命后果以外，经济和商业的后果将持续到11月的大选和以后。” 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川普政府以“牵涉中国”奇怪的理由对涉及美国的某些公共卫生信息保密。“当然中国难逃干系，这正是要广泛传播信息的理由，而不是要限制它。在整个危机过程中，川普不愿这样做，因为担心对一个虚幻的对华贸易最后协议产生负面影响，或是冒犯非常敏感的习近平。”（第315页）我们可以合理猜测，美国可能掌握了更多的中国在新冠病毒疫情中的负面作用的情报，但尚未公布。到底是什么，我们拭目以待。
如果说贸易战、中兴、华为、孟晚舟、新疆维吾尔集中营、香港抗争、新冠病毒大瘟疫等都是来自中国得“惊雷”，而最后一个新冠病毒还未完全露出庐山真面目。博尔顿的书中还有一个“地雷阵”，也值得我们细细玩味：对2020美国大选的破坏和操纵。由于俄国对2016年大选的影响，博尔顿上任以后，如何防止2018年美国大选再受影响，成为他工作的一项重点。他认为，对美国选举的干预破坏，就是“对美国宪政制度的‘宣战’”（第174页）。加强网络安全和提高网络主动进攻反击能力变得非常重要。他针对这些写道：“这些都是复杂的问题，因为我们敌对者们的目标之一不仅是要影响某个特定的选举，而是在政治体中传播恐惧和不信任，因此削弱公民对整个制度公正的信心。”（第179页）在讨论美国的“敌对者们”时，不仅我们要看到它的复数形式，俄国、中国、北朝鲜和伊朗都在名单上（第175页），而且博尔顿也强调“非国家形式的行动体”（第174页）。他警告说：“不管川普个人态度如何，我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工作保护美国选举不受俄国和其他任何国家的干预。”（第182页）在博尔顿看来，2020大选面对的干扰不会比2016年更小，而中国对2020年的大选有更多的兴趣，也比俄国有更多的资源（第294-295页）。由于担心暴露情报源，美国政府没有向公众全面透露中国施加影响的各种运作。2020年大选正是方兴未艾，尽管美国已经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例如对中共宣传、中共代理机构、社交媒体渗透、“脸书”上政治广告的清理等），待尘埃落定后还会有更多来自中国的“惊雷”被引爆或撤出。我们还需心中有数，拭目以待。
总结博尔顿就川普对华外交和政策的描述，我们可以引申出什么结论呢？首先，川普自我为中心的决策思维、方式和美国的国家安全大战略没有太多关系。川普是一个没有太多原则的机会主义者。如果我们期盼他有稳定、一贯的理念和政策，可能会失望。川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个人交易和引发弹劾的违法行为，他在委内瑞拉事件上对专制领导人马杜罗的信心多于对反对党领导人瓜伊多，他对库尔德人的抛弃，恐怕都是那些对川普抱有不切实际期盼的人们（无论在中国还是香港、台湾，无论是流亡藏人还是流亡维吾尔人）应该谨慎深思的。毕竟，博尔顿说，在2018年六月新加坡川、金会晤中，蓬佩奥给他递了一个条子，说川普，“他真是满嘴胡说八道！”（如果翻译得更直白点，就是：“他满脑子是屎！” 第110页）。
第二，在对华政策上，川普的团队分成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两个阵营。川普的多变和机会主义也会给任何一派在某件具体政策上有得势或成功的机会。川普的机会主义也会在某些时候、就某些问题与部分人群或团体暗合。尤其是川普的言行之间经常脱节，所以偶尔的口惠满足、甚至暂时的实际政策偏好都不是能够靠得住的。这样的“不定号角”不仅会乱了自己的政府官员，也会让美国失去在盟国中的信誉。当然不按规矩出牌、任意搅局也可能给敌国或竞争对手带来混乱，但没有理由把这种混乱单相思为“下一盘大棋”。新冠疫情、经济大萧条、社会动荡和政治对抗对美国造成的损失已经日益明显，“川普的混乱海啸”（第317页）还会带来更多破坏。
第三，川普的对华政策在许多重大的关键时刻，由于川普个人或家族或华尔街利益集团的考量（博尔顿称“美国的某些公司与我们的敌人同枕共眠”，第367页），都偏离了国安系统指定的方案，对习近平做出了不对等的让步。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美国国务院、国安系统、情智系统、官僚机构和智库都已经出台了系统的对华强硬政策，例如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任时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博尔顿参与的《美国国家网络战略》和后来的《美国对华战略》就把中国列为四个主要威胁之首（之后是俄国、北朝鲜和伊朗）（第373页）。这不是总统职位的易手可以轻易改变的。
第四，美国对华强硬政策不是划分川普与民主党的硬性指标，其实在川普政府内部和共和党内，川普基本上是与对华强硬派对立的。与此相比，在对中国政府反人权行为、违反国际经济原则等态度上，民主党的领导人佩罗西和舒默都是强硬人物。在川普对习近平的谈话中，川普传递给习的讯息是，民主党对习/中共的敌视情绪更强。可以说，在对华政策上，强硬立场也不是区分川普与民主党的分界线。相反，美国朝野上下已经出现了一个跨党派的共识：对华绥靖政策已经破产，对一个肆意妄为、破坏国际秩序的专制中国必须施以强硬政策。话句话说，川普的落选或连任，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是不明确的。而美国的总统大选是讨论、提出、制定一套对华新政策的机会。这种新政策需要在民主党候选人制定党纲的过程中得到反映。
最后有必要警告关心中国自由民主命运的人们，博尔顿在回忆录中没有分清美国过去四十年的对华绥靖政策的失败， 而这项失败的政策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美国对中国民主化支持不力甚至挖墙脚。在共和党的政策辩论中，一些重要人物（包括白邦瑞和他的《百年马拉松》、金里奇和他的《川普对挑中国》等）在主张抛弃绥靖政策的同时，也放弃了对中国民主化的信心和支持。一个危险的误区是，这种保守思维通过解读《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围棋规则等把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本质化，似乎中国就是与美国在文明上、文化上、伦理上、政治哲学上水火不相容，从而堕入孤立主义和种族主义，把中国人--而不是一个长期得到美国绥靖、合谋、支持的中共政权--怪罪为中国民主化受挫的根源，客观上抹杀和污蔑了中国民主运动可歌可泣的贡献（1989年的流血直接帮助促使了苏东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和在历次运动中产生的英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最后死在中国监狱当局手中！）。这种抹杀也掩盖了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对中国民主化的漠然态度和缺乏远见，妨碍了他们对自己推动人权民主不力的检讨。如何帮助西方政治家正确客观认识中国民主化在21世纪的伟大意义，同时推动中国民主化运动提升主体意识和大局意识，这又是更大的一项工作。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July 1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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